摘要：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一生的经历堪称传奇。尤其是他的前半生，由一代滇军名将最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毅然万里找党，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阻隔，但朱德从没有放弃寻求新道路的努力。本文着重分析朱德在确立自己在军队的名利、地位等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万里找党？为了探寻朱德找党的真正动因，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一、青少年时期的启蒙教育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忧国忧民的意识；二、军旅生涯经历的血雨腥风让他看到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与贫困；三、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极端黑暗和新旧势力、新旧思想的剧烈冲突使他深深陷入了迷茫与思考；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他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朱德是我党的传奇，也是我军的传奇。他在北洋时期曾被授予五位、三等文虎勋章、陆军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政府授予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及抗战胜利勋章，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同时指挥过国、共军队的军事统帅。1909年，23岁的他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他在云南参加了昆明“重九”起义。1915年12月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他出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他出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成为滇军名将，跻入上流社会，本可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而此时的他，却选择了放弃一切高官厚䘵，不远万里奔波，去寻找中国共产党，人生转折如此之快，转折幅度如此之大，成为多年来学术界研究的课题。笔者认为，朱德总司令当年找党的动因复杂，既受母亲“见世面”教育的影响，也受恩师席聘三忧国思想的影响，还受张澜、刘寿川“新学”教育的影响，更直接受到挚友孙炳文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影响，最终使他认识到了军阀混战不能救中国，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能救中国，只有新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是他从小接触到的忧国忧民思想促成了他的转变，是自小萌发的反抗意识促成了他的转变，更是那个风云变幻、漆黑荒凉的世道促成了他的转变。

一、青少年时期的启蒙教育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青少年时期的朱德受到多方面良好的教育。母亲钟氏是朱德的第一位老师，她教给朱德如何做人并用自己的言行引导朱德成长，她是朱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奠基人；先生席聘三使朱德懂得了读书是为了救国，萌发了朱德救国救民的思想；张澜、刘寿川使朱德懂得了只有革命才能救国的道理。

1、母亲钟氏——朱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奠基人

朱德的母亲钟氏出身于四方流浪的卖艺人家，特别能吃苦耐劳，不畏强暴，敢于同命运抗争。朱德母亲的这种品格对朱德一生影响深远，使朱德在任何困难和挑战面前都能从容面对。朱德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1]

钟氏从不嫌贫爱富，特别同情下层的贫苦百姓，这种朴素的阶级意识、这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这种勤劳俭朴的习惯都对朱德一生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朱德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朱德自小就具有勤劳俭朴、宽厚仁慈的品格和同情下层老百姓的朴素阶级意识。这些品格和意识是促使朱德为了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不惜放弃荣华富贵、万里找党的重要动因。

2、先生席聘三——使朱德懂得了读书救国的道理

朱德的先生席聘三是一位知识渊博、见识广博而又为人刚正不阿的读书人。朱德在席先生的私塾度过了八年时光（从10岁至18岁）。

那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大加深，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改良派的首领康有为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并向光绪皇帝上呈“万言书”，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席先生在上课过程中给朱德等同学讲述了这些情况，使朱德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席先生看来，要救中国，就要学习西方的科学。

席先生痛恨列强、热爱中华的强烈民族感情，深深感染了朱德，使朱德的眼界更加开阔，同时也使朱德懂得了读书为了救国的道理。

3、张澜、刘寿川——使朱德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

1906年，朱德离开老家大湾到了顺庆府，先后考入了顺庆县高等小学堂和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现为南充职业高中）。

　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的监督（校长）张澜和理科教师刘寿川等对朱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时清政府已经大厦将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张澜和刘寿川等对朱德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民主革命的主张，他们结合讲课隐约抨击清王朝，甚至在公开场合还向学生们大声疾呼：我们现在就快要亡国灭种了，希望同学们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去救国。这些思想使朱德受到极大震撼，使青年朱德进一步懂得了“爱国必先救国”的道理和“治国必先强体健身”的思想。

顺庆府中学堂的学习经历不仅使朱德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懂得了很多救国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

青少年时期的受教育经历使朱德逐渐形成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把救国救民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使命。这种责任和使命促使朱德在面临个人地位与国家、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决然选择抛弃个人利益，万里找党，最终完成与旧秩序的决裂。

二、军旅生涯经历的血雨腥风让他看到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与贫困

自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至1922年放弃高官厚禄、万里找党，朱德经历了13年的军旅生涯。朱德曾经笃信军事可以救国，并似乎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希望。他回忆道：“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拼命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腔热忱，觉得中国青年着实可以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2]

但现实往往是非常现实和残酷的。他曾追随他极为敬重的蔡锷将军参加了云南昆明“重九”起义，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当人民认为民主共和的中国将屹立于东方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破坏殆尽，民国仅仅剩下一块空招牌而已。于是，朱德又追随蔡锷将军参加了护国战争，在护国战争中，朱德成为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成为护国名将。护国战争虽然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但袁世凯死后的中国却进入了极为黑暗的北洋军阀割据混战时期。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相互之间进行着连绵不断的战争，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包括朱德在内的革命者陷入了痛苦的彷徨之中。

朱德在多首诗词中表达了护国战争之后的中国状况和自己的痛苦经历，他对中国在屡次革命之后仍陷于军阀争权夺地的混战之中发出慨叹：“年年争斗逼人来，如此江山万姓哀。”“沧海桑田焦土变，名山秀野战云封。”“久受飞灾怜百姓，长经苦战叹佳兵。”从这些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对于护国战争之后中国的现实感到彷徨和苦闷，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人民的希望在何方？这些问题是无数革命者共同发出的感叹。

但朱德并没有因为国家和民族的黑暗状况而沉沦，他在找寻新的革命出路。他曾作诗以言志：己饥己溺是吾忧，急济心怀几度秋。铁柱幸胜家国任，铜驼慢着棘荆游。千年朽索常虞坠，一息承肩总未休。物色风尘谁作主，唯看砥柱正中流。在他看来，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不能救中国于水火。因此，当四川军阀杨森以师长的职位邀请他留下共事，他婉言谢绝；当孙中山希望他尽快回到滇军重振军威以支持其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他也婉言谢绝。因为，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已让他感到国内长期的军阀混战没什么希望，对孙中山依靠一派军阀对付另一派军阀已不再相信，也不赞同。

三、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极端黑暗和新旧势力、新旧思想的剧烈冲突使他深深陷入了迷茫与思考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极端黑暗，社会矛盾极端尖锐而复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极端贫苦和毫无政治地位的状况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朱德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从晚清向民国过渡的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部新旧势力、新旧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新的社会思潮每前进一步都需付出极为艰难的努力和斗争。朱德第一次直面与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发生在他在仪陇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员期间。虽然仪陇是一座偏僻的小山城，但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却极为尖锐。朱德同刘寿川等人在推行新教育的过程中，同保守势力发生了尖锐的斗争。保守势力为了破坏朱德等推行新教育，不断挑起事端，甚至鼓动流氓、雇佣打手来对付新派教师。这次与保守派的直面冲突使得朱德认识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3]并决心抛弃曾经向往的“教育救国”主张，“投笔去从戎，刷新旧国风”。

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建立了民国，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反而出现了两次复辟帝制的活动：一次是袁世凯称帝，一次是张勋复辟。这两次复辟帝制的活动从一个侧面说明，封建的旧思想、旧礼教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有很深的影响。新旧势力、新旧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然极为尖锐。单纯通过军事的手段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因此就出现了辛亥革命通过军事手段推翻封建帝制，护国战争通过军事手段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恶化的残酷现实。

在新旧势力、新旧思想的剧烈冲突中，在不断的比较和鉴别中，在痛苦的彷徨和迷茫中，在不断的探索与追寻中，朱德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最终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为广大下层贫苦劳动群众谋解放的崇高事业。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之前，朱德曾经接受了很多的新思潮、新思想。这些新思潮、新思想曾经让朱德升腾起改变中国贫穷和落后面貌的新希望，但这些希望被新的失望所取代。如朱德曾经读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著作，并为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所吸引，但戊戌维新运动却只坚持了103天就失败了；之后朱德又成为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忠实信徒，参加了辛亥革命，认为只有推翻清政府统治，才能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现实让朱德陷入了彷徨；护国运动曾经让朱德重新燃起希望，但军阀割据混战的现实让朱德失望与厌倦。正当朱德陷入救国无路可走，报国无门可投的彷徨境遇时，俄国爆发生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继而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使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涌入泸州。通过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朱德开始初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况，从中看到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产制度的光明社会图景。这些新思想和其所描绘的光明社会图景让朱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旧的封建关系决裂的基础上，朱德的人生开始进入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四、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他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发生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把目光从西方投向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国情与中国相近的俄国。作为曾经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朱德在孙炳文的引导下，也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它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它的纲领和主张都深深吸引了朱德，也让朱德感受到只有共产党的主张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出路。因此，朱德毅然放弃自己曾经拥有的名利、地位、财富，告别妻儿老小，加入代表穷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1、孙炳文——朱德迈向共产主义的引路人

孙炳文，字浚明，四川省南溪县人，生于1885年，年长朱德一岁。朱德和孙炳文结识于1917年，两人结识之后一见如故，都有相见恨晚之感。孙炳文称朱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4]同样，朱德对孙炳文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非凡的经历也很敬重。在护法战争中，朱德聘请孙炳文担任旅部咨询（即参谋），两人开始朝夕相处。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朱德的家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的成员除了朱德和孙炳文，还有朱德的妻子陈玉珍和朱德旅部的军事参议戴与龄等，他们针对新近出现的新思潮进行探讨和学习。

1921年，孙炳文携妻儿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这时，中国国内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孙炳文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型政党，代表的是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利益，它的领导者是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于是，他写信给朱德，相约到北京。

1922年，挣脱旧关系羁绊的朱德到了北京，找到孙炳文。在孙炳文的陪同下，朱德到山西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又参观了鸡鸣山煤矿工人的生活。这次参观经历对朱德的触动很大，他既看到了祖国的壮美河山， 又看到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让他感触最深的是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的困苦。

在参观的一路上，孙炳文向朱德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说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朱德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孙炳文表示自己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经孙炳文介绍，朱德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当朱德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时，却遭到陈独秀委婉的拒绝。这次与陈独秀会面的经历给朱德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5]

这次入党遭拒的经历并没有让朱德产生动摇，反而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信念。因此，朱德和孙炳文到法国，最后到德国，直到1922年11月，经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朱德看到了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俄国革命和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特别是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近，更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为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俄国工人和士兵等下层群众的广泛的发动，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诸多启示。

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广泛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它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些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的发生，让包括朱德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从彷徨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开始找到救国救民的新道路。

在这期间，朱德大量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相关情况，从中看到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没有私产制度的光明社会图景，这些都让朱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光明的社会图景正是自己一直孜孜以求奋斗的目标。朱德之前一直追随孙中山效仿欧美国家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企图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但之前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并且最后沦为军阀割据混战的黑暗局面。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反而形成军阀、官僚压榨、剥削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黑暗社会。朱德之前的经历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和主张形成鲜明对比，这些都促使朱德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朱德万里找党的艰难历程

朱德借着唐继尧的毒手脱离滇军之后，开始了万里寻党的艰难历程。1922年，朱德第一次游览了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朱德亲眼看到了在黄埔江上到处是帝国主义的军舰和商船，外滩上到处矗立着高大的楼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棚户区里连成一片的贫民窟。对此，他气愤地说：“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牢。上海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的的确确是冒险家的乐园！”[6]随后，他在孙炳文等的陪同下，游览了北京，这时的北京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弥漫着浓厚的封建气味。朱德对孙炳文说：“北京就像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封建主义的味道特别浓厚。旧官僚、军阀正在这里玩弄权术，把中国待价而沽。”[7]在上海和北京游览的经历更坚定了朱德寻找新的革命道路的信念。

听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正在上海，于是，朱德和孙炳文一起又到了上海，并在公共租借闸北的一所普通房子里找到了陈独秀。在孙炳文的引荐下，朱德怀着殷切的希望向陈独秀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并谈了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恳切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陈独秀在听完了朱德的介绍后说：“要参加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随时准备为它献出宝贵的生命。”“不客气地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8]陈独秀奉劝朱德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应该回到旧军阀里去，这样对革命和他自己都有好处。陈独秀的一席话好似一盆冷水浇到了自己的头上。陈独秀的无情拒绝并没有浇灭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和信心，他的决心更坚定了。他对孙炳文说：“我一定要争取成为共产党员。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两年，三年。我深信最终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我会成为共产党员的！”[9]

他和孙炳文一起商量到欧洲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真理。于是，他又踏上了去往法国的行程，在法国的邮船上，朱德认识了同船的许多新朋友，如房师亮、章伯钧、史逸、史宽亮、夏秀峰等十多人。这次行程，朱德的眼界更加开阔了，他第一次见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也有很多见闻。一路上，朱德目睹了外国的一幕幕惨状，同中国一样，广大的下层劳动者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而庄园主、资本家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对同行的朋友说：“看来悲惨的事情，不单单中国有，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这算什么世道？”[10]

一个月后，朱德到达了法国。当时，留法青年正在旅欧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周恩来的领导下建立了共产党组织，这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当得知周恩来正在柏林考察德国工人运动时，他立即和孙炳文赶往柏林。他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并向周恩来做了自我介绍。朱德叙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对周恩来说：“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了，这次到德国来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派我做什么都行。”[11]周恩来为朱德异乎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所深深打动。后来，他和周恩来又经过几次深入的交谈，他们就国内外形势、各种思潮、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道路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气氛十分融洽。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朱德暂时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在德国留学生中开展工作。从此，朱德的人生终于开启了新的篇章，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新阶段。

纵观朱德的前半生，他由奋身军界，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且发展成为滇军名将，到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万里寻党。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经历了由痛苦、彷徨到柳暗花明、找到新的革命出路曲折历程。朱德能够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在已经确立自己的名利、地位等优越的生活条件的状况下，毅然万里寻党，寻求救国救民的新的革命出路，表现了作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坚定性和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坚定信仰。

刘敏：张思德干部学院副院长，高级讲师。

蔡富强：张思德干部学院讲师。